彻底消除艾滋病歧视的三大战役

三大战役在时间上不分先后,同时进行。第一战役,居于主导地位,即争取领导力量参与反歧视的资源争夺战。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政府在解决重大社会问题方面不但负有领导责任,而且只要政府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下定决心去做,艾滋病相关歧视问题就一定能够解决。有了政府支持,就有了反歧视的政治资源(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等)、经济资源(经济、财政和金融政策)、舆论资源(媒体)和文化教育资源(学校等),这样即使艾滋病仍然有污名,也难以形成歧视,因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已经同情和帮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了。我国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看望艾滋病患者并与他们握手的行为就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如果要真正打赢这场战役还需要将反歧视社会资源的动员制度化,并贯彻到各级政府部门、专业医疗机构和媒体等掌握社会资源的部门。现在有些法院、公安和民政部门还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成“包袱”、“不稳定因素”甚至“敌人”,连一些医护人员和疾控人员都有艾滋病相关歧视态度,说明在我国第一战役还远远没有胜利。

第二战役,即青少年是作为未来的歧视力量还是反歧视主力军的问题也很关键。因为现在成年人中的大多数对艾滋病还是持歧视态度的,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较难改变,而青少年接受新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能力较强,在青少年中大力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和反歧视教育效果更好,他们是最终彻底消除歧视的希望。2007年湖北省将有关艾滋病的题材写进了高考试卷中,这是一个意在引导青少年更好地了解艾滋病的勇敢尝试。不过我们不提倡单纯靠高考“指挥棒”引导学生提高对艾滋病的认识,而是建议艾滋病(和其他重要传染病)知识更全面地成为中小学正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反歧视教育应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第三战役,即艾滋病相关歧视人群的尊严保卫战也许是最艰难的,但也是不容忽视的。其一,艾滋病相关歧视人群不仅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还包括艾滋病易感人群。在我国现有国情和社会歧视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不提倡采取过激形式进行“抗争”,那样恐怕会适得其反,加重歧视;而应该与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组织和媒体等紧密合作,在经济方面自立自强、互帮互助,在宣传方面为自己争取发言权,增加正面宣传。其二,易感人群应积极参与行为干预,降低感染率,使艾滋病和不道德行为逐渐脱钩,率先给艾滋病本身消减“污名”,这样就会减弱上文中所说的艾滋病和“不道德行为”组成的“污名联合体”的关联强度。其三,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正确认识艾滋病的污名也是感染者消除心理障碍所必需的。

我们认为,产生艾滋病相关歧视的重要原因除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偏见外,跟感染者的“不坦诚”恐怕也不无关系。恐惧和偏见与“不坦诚”密不可分,但通常人们认为艾滋病相关歧视的原因是恐惧和偏见,这使得保护感染者的隐私被视为防止歧视的唯一途径。然而,一味强调保护隐私的做法是片面的,是一种无奈之举;而保护隐私也消除不了歧视,只是避免了本人受歧视,因此也是一种逃避。相反,恰当的“坦诚”不仅容易取得别人的信任、谅解和帮助,也能更可靠地明确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身份的公开恐怕才是长期的、理想的解决之道。遮掩艾滋病感染者身份不能消除歧视,而可能使歧视根本无法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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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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