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艾滋病歧视的潜伏期
我国艾滋病相关歧视的“潜伏期”，20世纪80年代初艾滋病初次出现不久，我国政府和学界就得知国外有一种未知的病毒具有极强的“传染力”和“致死性”。1985年我国发现的第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是一名阿根廷裔美国人，这引起了国家的高度警惕，海关和卫生部门严密戒备，力图“御艾滋病于国门之外”，主流媒体此时也频频报道新的“传染性极强”的“超级癌症”的出现。虽然大多数人还不知道艾滋病是什么，而一旦听说时，上述这些似是而非的知识就带给人们强烈的震撼和恐惧。
一方面，这种对未知威胁本能的自我保护心理本来无可指责；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不准确的信息给人们的第一印象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当然，对任何事物的认知都有一个过程，很难一开始就完全正确。当时艾滋病的确没有好的药物控制，但绝不是传闻说的“传染性极强”）。
如果说对艾滋病的恐惧是出于本能的话，那么对艾滋病的鄙视和厌恶就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它的传播途径的道德性评价上，这里中国人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念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当人们得知卖淫嫖娼、同性恋和吸毒（实际上是共用注射针具）可以感染艾滋病时，人们就将艾滋病本身的恐惧心理和易于传播艾滋病行为的“不道德性”联系起来，两者相互强化，形成难以解开的联合体。
一方面，对艾滋病的恐惧使这几种行为更“不道德”；另一方面，既然艾滋病是由“不道德”行为传染的，那么一定不是什么“好病”。这样一来，“恐怖”和“不道德”就成了人们看待艾滋病最初的强烈感情和认知(在心理学中是一种“刻板印象”，社会学中称之为“社会建构”，实际上，这既是偏见，又是污名的萌芽。从上面可以看出，在中国，不少人给艾滋病污名萌芽是先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因为那时国内还没有多少感染者），人们先人为主的认知给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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